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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马官员:别和老板走太近 关键时会被抛弃

2017-09-08 07:53 来源: 法律与生活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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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律与生活杂志讯 9月7日,“安徽一官员忏悔:别和老板走得太近 关键时刻会被‘抛弃’”的消息引起大白新闻的注意。文章称,“我要呼吁所有的现任官员,千万不要和老板打的火热,被他们所骗,他们看到的只有你手中的权,他们追逐的永远是利。”

  据了解,说出这番话的是安徽省滁州市地税局原党组书记、局长徐春雷。2017年6月26日,滁州市地税局原党组书记、局长徐春雷涉嫌违纪被查。8月17日,滁州市纪委对徐春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,徐春雷被开除党籍、取消退休待遇。

  据了解,徐春雷,男,汉族,1953年2月出生,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自1982年9月以来,曾先后担任安徽省滁县行署经济计划委员会科长、滁州市工业局副局长、市地税局长、市地税局党组书记等职。

  2013年2月,徐春雷退休。不过,四年后的2017年6月,安徽省纪委网站公布消息:徐春雷涉嫌违纪接受组织调查。同年8月,滁州市纪委对徐春雷立案审查,决定给予徐春雷开除党籍处分,取消其退休待遇。

  据媒体报道,徐春雷在其忏悔书中写道:“在担任地税局长后,我十分想把工作干好。抓税收、抓队伍,努力完成地税收入任务,从我担任地税局长任内,年年超额完成地税收入任务,地税收入在全省的位次从96年的第9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2位,仅次于合肥市”。

  “那时受表扬多,有点飘飘然,认为自己很能干,从而放松了自己。在地税局办公大楼及金地大酒店基建和装修工程建设中,有的老板为了承接工程通过领导、朋友等关系打招呼,然后慢慢与我接近,开始送些土特产、赠予小额现金等,让我的思想放松警惕”。

  徐春雷还说,“我从逢年过节2000元、3000元的礼金收起,到有人第一次给我1万元时,我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当我收了第一个1万元时,我对照《刑法》受贿罪5000元立案的标准,参照别人受贿1万元被判处实刑1年的判例,认为自己已构成犯罪,十分惶恐”。

  “但另一方面又自我安慰,收1万元没人知道,也不是什么大数,下不为例就行了。但紧跟着第二个1万元又来了,一次次的紧张,一次次的自我原谅,我的思想在收和退的泥潭里挣扎”。

  “最后终于平淡了,认为守住1万元就行了,根本没有考虑会有算总账的一天。随着和老板们的频繁交往,吃喝玩乐,渐渐把他们当做朋友了,越来越放纵自己,对他们的金钱来者不拒,甚至主动要他们安排消费”。

  忏悔书中还写道,“当纪委开始调查我时,我听到风声就打电话给金地大酒店第二任承包人,叫他不要乱说,又叫他打电话给第一任承包人,也叫他别乱说。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,曾给我多次送钱的工程老板说纪委找他调查时,他只有实话实说。”

  “我急了,连忙开车去找他,他见到我就说‘我知道你会来的,不就是纪委调查你吗,我和你混了这么多年,其实也没搞到多少钱,占你多大便宜,就给了你点小子弹(金钱)。’他伸手比划了一下,我一听心凉了,商人趋利避害的一面暴露无遗”。

  最后,徐春雷忏悔道:“我退休了,在他眼里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了,我要呼吁所有的现任官员,千万不要和老板打的火热,被他们所骗,他们看到的只有你手中的权,他们追逐的永远是利”。

  早在2014年,人民网曾发布一篇题为《近两年20多名官员被举报落马 商人媒体人举报多》的文章。文章通过数据分析了从2012年至2014年较受关注的实名举报后直接或间接导致官员落马的案例,大概有20多起。

  据了解,该文章从举报人身份、举报内容等进行梳理发现,在举报人中,商人、媒体人等占很大比例。此外,2013年,红网也曾经发布过一篇文章——《别把商人实名举报官员当闹剧围观》。

  该文章提到了两起案件,起因都是由于商人的实名举报,而且又都摆出了一副“死磕”的架势。文章还称,不要觉得两个商人“嫉恶如仇”,其实所谓的“商人起义”,不过是“人为财死”的私心加上“鱼死网破”的冲动,叠加起来,最终引爆的一场官商勾连的丑闻。

  一般来看,有的商人起初满怀希望地靠上官员的大树,不但送钱送物有的还进行性贿赂,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官商关系把自己请托的事情办好。然而,这种用不正常方式来攫取个人利益的手段,在法治环境逐步健全的形势下,越来越不好使,商人的投入很可能会打了水漂。

  可见,不管是官商关系的形成,还是在比较热络的时期,那种单纯以利益交换为目的而形成的官商勾连,本来就存在致命的“死穴”,一旦利益输送链出现了断裂,彼此不能相互满意,一拍两散乃至于反目成仇也就顺理成章。

  然而,商人之所以敢于实名举报有些官员,除了对于目前反腐倡廉的大势有所认同之外,看起来又好像是“铤而走险”的被逼无奈之举。在官商关系的图谱中,商人看起来似乎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。

  由于想获得“官场资源”并能从中得利,商人会通过各种渠道来搭上官员关系,不断地用利益来加固。但是,随着官商交往的深入,若掌握官员的“小辫子”,官员与商人之间的位置则会出现变化,商人不再继续弱势,反而对官员指手画脚,甚至成为“地下组织部长”。

  不过,广东省纪委书记在告诫领导干部时曾经说过,“从查办的案件来看,没有一个老板会舍生忘死地保护干部。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官商勾连这种关系的脆弱性。

  现实中,涉案官员不会得到有些商人的“拔刀相助”,还会由于收钱办事不力而被商人从背后“捅上一刀”,发生这种情况,不是商人不讲义气,也不是官员交错了朋友,归根结底,是这种纯粹以利益为纽带的官商勾连不可逃脱的宿命使然。

  8月25日,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一篇辽宁省政协委员、民建锦州市委主委康杰所写的文章——《新时期亟须构建新型政商关系》。

  文章称,政商关系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必须面对的话题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,政商交往在所难免,我们既不能将政商完全隔绝开来,也不能容忍消极、腐败、堕落的政商关系继续存在,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构建积极、健康、向上的新型政商关系。

  建立健康良好的政商关系,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、权力与企业、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关系,按照“大道至简,有权不可任性”的要求,以改革为动力,以法治为保障。

  文章称,构建新型政商关系,政府应做好五项工作:真诚服务企业发展、加大企业扶持力度、畅通政商沟通机制、规范政商交往行为、加强廉洁文化建设。文章还提到,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领导干部应做到三个坚持:一要坚持公私分明,二要坚持亲而不疏,三要坚持清而不浊。

  文章第三部分则提出了“构建新型政商关系,企业家可采取的五项措施”。

  一是要“立高位”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,广大企业家在谋划发展、布局产业方面,应该站在政治高度去思考,全局高度去谋划,战略高度去定位,前瞻高度去布局,创新高度去规划。

  时刻关注政府重点发展方向,聚焦战略发展的重点领域或重点工程,这样就能抢占政策支持的“头班车”,坐上产业发展的“头等舱”,成功获取政府关注与重视的“头把交椅”。

  二是要“攀高亲”。未来以市场化为主体的各种协会、商会、联盟将成为政府重点课题、项目、政策、资金等资源输出的关键承接载体,各领域企业应结合专长采取搭建高端平台、联合高端机构、建立高端组织、借助高端资源等方式,积极通过自身创建与攀附“高亲”的形式,做好承接政府政策“惠泽”的平台。

  三是要“引高人”。对于广大企业来说,要想抢先获得政府的支持,必须在行业内占据“领导”或“领袖”地位,如技术处于创新领先、创新模式处于市场先导、管理水平与经验可全局推广、发展速度与规模处于行业“老大”等,说白了就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干事创业上,瞄准行业前沿,选准发展方向,加强自主创新,推动健康永续发展。

  此外,企业要切实转变“跟在政府后、围着政府转”的计划思维,破除等政策、靠关系、要项目的被动消极思想,要立足自身优势,培养和引进业内专业人才,大胆闯市场、趟路子,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实力。

  四是要“用高招”。随着我国惩治钱权交易等非正常政商关系的力度不断加大,政府与市场之间、政策与企业之间的“鸿沟”会越来越清晰、分明。因此,如何搭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“第三方安全平台”,并实现政商需求与资源的“绿色化转换”,是处理好新形势下良好政商关系的关键。

  总的来说,企业应采取积极措施,拉近与政府、政策之间的联系,如企业可用承担国家产业课题、重大攻关专项的方式,联合高端研究机构因地制宜地开展新项目、新产品的研发,这样一来,既为政府项目研究贡献了力量、承担了社会责任,又通过这种形式达到了了解国家政策、对接国家战略、创新企业发展的目的,达到了获取政府支持的效果。

  五是要“谋高效”。健康的政商关系要遵循“共荣、共赢”的原则,而要达到这个目标,就需要企业自身寻求快速的发展,通过占据产业技术高地(创建技术研发中心、国家工程实验室等),从而抢占产业发展先机(形成产业发展集群或园区、成为产业龙头或领袖企业等),进而使企业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、勇担社会责任的“脊梁”(安置职工就业、贡献财政税收、奉献优质产品、建设良好文化等)。

  如此一来,企业必将获得政府的肯定、重视及政策的倾斜,建立积极、健康、向上的政商关系也就水到渠成了。[资料来源:人民网、安徽省纪委、滁州市纪委、红网、中国经济时报等]

  责编:朱曦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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