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文林:中国人不能一直用外国的抗癌药

2018-06-13 08:57 来源: 大洋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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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黄文林

  大洋网讯 在位于广州科学城的广州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,黄文林具有国家专利的抗肿瘤国家I类新药“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”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临床III期实验。最快有望在2020年就能获批上市销售。

  “现在中国市场上,国产的抗肿瘤药物占比估计只有30%,绝大部分是美国和欧洲进口药,价格昂贵。我们的新药上市后,将使国产抗肿瘤药物再添新成员,也将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抗肿瘤基因药物。”说起自己摸索了十多年的抗肿瘤基因药物,黄文林难掩激动。

  64岁的黄文林说起话来声如洪钟,幽默风趣。他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、“千人计划”专家、国家973计划专家、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教授。这些年,在基因药物的临床试验以及中式生产方面,他的技术始终处于国内领先地位,目前,他有5款抗肿瘤新药在临床前及临床试验中。

  留美研制出新药登上《科学》

  上世纪90年代初,黄文林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学习和工作。当时他就注意到,中国恶性肿瘤的发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,其中实体肿瘤患者占比达85%。按照实体肿瘤的治疗适应症、5%的患者保守使用率计算,这类产品的年需求量可达255万剂,以参考价格1000元/剂计,国内市场容量达25亿元/年,市场前景极为广阔。而当时中国还以仿制药占主导。“我当时就想,中国人不能一直用外国的抗癌药。”

  1998年,黄文林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项目负责人、纽约高等病毒研究所资深科学家。这一年,他45岁。那3年,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实验室里,每天两块面包、一个苹果、一瓶水,他就能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待上一整天。困了、累了,就趴在实验台上眯一会儿,醒了继续看书做实验。

  3年后,他重组出一种腺病毒,利用人的血管生成抑制因子——内皮抑素的抗血管生成作用,通过腺病毒载体,定向作用于肿瘤部位,抑制肿瘤周边及肿瘤实体内血管生成,使肿瘤产生无营养状态而凋亡,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。黄文林笑称,这项科研成果是他在美国留学期间的“副产品”。

  2001年,黄文林回国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为自己的这项技术申请专利,最终在2004年获批。2010年,“人血管内皮细胞生长抑制因子的重组病毒”获得了第十二届“中国专利金奖”。在此基础上,他研制出了抗肿瘤国家I类新药: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(Ad-rhE)。该注射液的发现也引起《科学》杂志的关注,被其列为中国基因治疗的代表性成果。

  或成中国第一款抗肿瘤基因药

  黄文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,当时专业评审组对他这项技术给出的评审意见是:一种具有良好开发前景的基因药物,是大多数患者能够接受并有能力支付的治疗途径,意义重大。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,尽快把这个项目产业化。

  黄文林介绍说,“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”可以在人体内外持续高效表达人内皮抑素,能显著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生长,对头颈部恶性肿瘤,比如鼻咽癌、头颈鳞癌、腮腺癌以及其他实体肿瘤具有良好的疗效。目前,药物试验的临床III期正在进行中。而之前临床II期结果显示,这种肿瘤靶向药物对于移植实体肿瘤效果明显且没有毒副作用,对比组最长者生存期可延长3年,生活质量显著提高。而它最大的优势还是成本低。外国的基因药物,一个疗程要十多万元,而他的这款新药只要几万元,只有外国的一半,甚至1/3。

  黄文林说,这款新药如果最终上市,将成为国内第一款抗肿瘤基因药物。他原本想将药物向其他实体肿瘤拓展,比如向乳腺癌、肝癌、肠癌拓展,“只要不是血液瘤,都可以应用。”但做药品研发的成本实在太高了。每一款新药在临床阶段必须要选300多名临床受试者,每一名受试病例的花费都要十多万元。“病例都是严格限制的,只有那些手术、放疗、化疗失败,没有其他治疗手段的,才能进入我们的新药临床试验,还有独立的第三方全程监控,做质量监控。这样算下来,就要花费5000万元。如果再将药物试验拓展到乳腺癌、肝癌、肠癌,那花费可能是几亿元,成本太高了。”

  一等就是十七年

  黄文林万万没有想到,自己的抗肿瘤新药上市,一等就是17年。“我们的药品审查周期太长了。”黄文林提高了语调,一脸焦虑。

  他说,新药临床试验每一轮审批都要答辩,一等就是好多年。“比如我的新药从I期到II期花了4年时间。”不过他明显感觉到,这些年,中国的药品审批周期在缩短,在与国际接轨。

  他告诉记者,美国对药品的管理是过程管理,药物质量控制由企业自己把控。很多机构、社会力量,尤其是行业协会,只要具备资质,都可以评价药物的质量安全性,而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。这样的好处就是,哪家出的鉴定报告便宜、信誉好,药企就找谁来做检测。而鉴定机构也特别爱惜自己的声誉,也不会随便出具鉴定报告。而在中国,很多药品在上市前都是“马拉松”,都要送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做检定,经常要排队。

  所以,美国药物审批周期比国内要短得多,通常只要3-5年时间新药就可以上市。很多药,比如一些罕见病药物只需要做临床二期即可上市。而在国内,所有的药物都需要做满临床III期,从临床I期到III期,通常需要6-7年时间。

  黄文林呼吁,中国的药品审批必须要改革,否则,抗肿瘤药物庞大的蛋糕都被外国占据。“美国的药进来了,而我们的药还在审批的路上,这样国产肿瘤药怎么与外国竞争?”

  从今年5月1日起,外国进口抗癌药一律零关税。得知这一消息后,黄文林对国产肿瘤药的前景很是担忧。在他看来,这对肿瘤患者是好消息,但对中国肿瘤药物的研发者和药企却是挑战。“质量要能与外国的药媲美,价格还要公道。我觉得短期内对国产的肿瘤药物还是要有些保护,否则,根本竞争不过进口药,企业就更没动力研发新药了。”

  从不后悔回国创业

  翻开黄文林的履历,不得不提的是他传奇的回国创业经历。早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期间,黄文林就显露出“学霸”本色。他首次证明病毒感染真核细胞后可主动调节真核细胞的功能基因,使腺病毒早期启动子E2E能有效地同时利用两种RNA聚合酶进行非竞争性高效转录,这项研究荣获1994年美国微生物协会论文一等奖。随后因在肝癌、肺癌治疗上的重大成果获得1996年美国癌症协会杰出成就奖,1997年出任全美中国专家教授联合会生命科学部主任,2000年任旅美科学技术协会生物及制药协会会长,美国微生物学会、癌症研究会、高等科学学会、传染病学会、病毒学会会员、纽约高等病毒研究院资深科学家。经过十多年的打拼,他在美国学术界有了相当高的地位,在经济上也相当富有,他还有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。

  2001年,教育部邀请黄文林回国,他毫不犹豫地辞去纽约高等病毒研究院的职务。“中国是发展中国家,我觉得自己的技术应该在中国可以造福更多人,中国应该研制出自己的抗肿瘤新药。”

  刚回国时,他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担任教授,第一年没有薪金,那时他拥有的仅仅是一张上世纪60年代的办公桌和一间4人共用的办公室,这跟他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,一度让他有些不适应,甚至有些灰心。但很快,他就想通了。“我回国不是来享福的。”

  随后,他再次开启“开挂”模式,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担任教授的3年中,他先后获得了两个“863”、两个“973”课题以及省科委的重大项目。随后又相继获得国家重点试验自主课题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。这在一般人是不可想象的。

  但Ad-rhE项目的产业化进展缓慢让黄文林有些焦急。很快,他从美国回来时带回国的500万元就花完了。没钱建厂房,没钱买设备,他只好东借西借,2007年春节,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,他只好把自己在美国的房子卖了,给员工们发工资回家过年。如今,在中珠医疗的投资下建起一栋中试大楼,但仍需自己投资临床III期试验,没有风险投资加入进来。十多年来,他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元。

  即便如此,黄文林表示,他从来没后悔过到广州创业。他始终坚信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。“我相信,国产的肿瘤药总有一天会一飞冲天,占据市场主导地位。”从今年开始,他可以连续3年获得国家800多万元的重大新药创新补贴,资金方面的压力总算可以缓解一下了。

  文/广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

  图/广报全媒体记者苏俊杰

责编:王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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