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/3器官捐赠资源由红会掌握 医院使用需先捐款

2013-07-08 08:15 我要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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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(新京报)器官资源在中国作为一种稀缺资源,成为各方争夺对象。地方红会作为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掌握捐献者资源,移植医院希望从红会获取这项资源,红会以此要求医院捐款,对捐献者进行救助。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,有为自己牟利之嫌。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,这一计算机分配系统,没有被强制使用有关,使得器官资源在系统外流动。

  河南栾川县人民医院,医务人员提着装有捐献者胡小现器官的冷藏箱走出手术室

  今年5月,姚林决定将与深圳红会之间的纠葛摆上桌面。

  姚林是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器官获取组织(以下简称OPO)的工作人员。在他下定决心说出这件事时,这家医院与深圳红会在器官捐献方面的合作,已进入“霜冻期”。

  已经几个月,姚林没有从深圳红会那儿,得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信息。按照双方约定,以往,深圳红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发现器官捐献者濒于脑死亡状态,便会第一时间通知姚林。

  “不再提供信息,可能和我们医院不捐款有关。”姚林说,深圳红会凭借所掌握的潜在捐献者信息,要求医院捐款。

  但让姚林不满意的是,“这笔捐款用途的明细,深圳红会从未公开过。”

  中国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已3年有余。如今,捐献率不足百万分之一,捐献器官是一种稀缺资源。

  王海波,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研究主任,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总设计师。他关注着社会各方力量对器官资源的争夺。

  5月11日,在深圳召开的首届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培训会议上,他说,一旦有潜在供体(即器官捐赠者)之争,就会令器官这种挽救生命的稀缺资源待价而沽。还有专家认为一旦有了掌控资源的权力,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“黑洞”。

  器官因缺而贵

  每年1/30的病人能获得器官完成移植;如肝脏的移植费在一些地方约四五十万元。

  深圳最早开展了器官捐献试点。高敏现在的工作就和器官捐献有关。她是深圳红会聘请的器官协调员,平日会去医院宣传器官捐献,并和潜在捐赠者家属商谈相关捐赠事宜,包括经济救助。

  高敏的活动能力很强。她的笔记本里,有各地医院的电话。在深圳,或广东其他地方,危重病人脑外伤或脑出血,且愿意捐献器官的,很多医院的医生会第一时间告知高敏。她再通知其他医院的OPO赶来对病人做死亡评估,然后获取器官。

  如今,在深圳红会,有器官协调员3名,他们掌握着广东大量的潜在供体信息。

  这些信息在中国成为一项极为稀缺的资源。目前,每年约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,但每年仅有约1万人,可以获得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。

  一起移植手术,医院会收取高昂的费用。

  去年,广州中山一院一名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告诉记者,他的整个医疗费用为100多万。各地的移植费用不尽相同。在南京,每例肝移植,费用为十几万元,但在一些地方可能是四五十万元。

  很多医院的OPO非常希望从深圳红会处,得到潜在供体信息。这些医院都有器官移植资质,都有很多病人来做器官移植手术。他们率先获得器官后,就有机会给本院使用。

 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,以肾移植为例,每一个肾源有几百人在轮候。哪家医院的OPO能得到捐赠信息,就可以优先在本院轮候的病人里消化掉。

  高敏获得捐赠信息后,一般会第一时间通知广州中山一院的OPO。不过高敏坦言,选择将捐赠信息给哪家OPO,有合作习惯问题,但主要取决于“深圳红会和广东省红会的决定”。

  深圳红会另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植瑞能也表示,在他开展工作的宝安区和光明城,如果发现潜在捐献案例,会通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OPO,“这是红会领导的指令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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