祭祀的地方多了，免不了要抢“祖先”。远的不说，最近就有陕西黄陵县与河南新郑市争抢“公祭黄帝”的正统身份；河南鹿邑县刚举行了老子公祭大典，甘肃临洮县又宣布投巨资建“老子文化园”并召开“老子文化节”。各敲各的锣，各弹各的琴，人们看花了眼。

趋势：排场更大，档次更高

公祭的“国字号”冲动

近年来，全国各地公祭之风盛行：河南周口与甘肃天水“瓜分”了伏羲；湖北竹山、河北邯郸、甘肃天水和山西万荣等地“共享”了女娲；陕西黄陵和河南新郑“分食”黄帝；河南焦作、湖南炎陵和山西高平“肢解”炎帝；湖南宁远跟山西运城一起“争夺”舜帝；同一个诸葛亮，山东临沂祭，湖北襄樊祭，陕西汉中祭，诞辰祭、逝世祭、出山祭，祭祀活动在不同的地方多次上演……出现了“伏羲东奔西走，黄帝四海为家，诸葛到处显灵，女娲遍地开花”的热闹局面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2003年以来，已经有数十个地方政府直接介入了类似的“公祭”活动。而且，公祭的排场越来越大。

据介绍，陕西黄帝陵总共进行了两次整修，共投资2.8亿元；郑州市和新郑市计划投入3.5亿元，对黄帝故里景区进行改扩建；2004年后，浙江省绍兴市累计投资2亿多元，新建各种祭禹建筑；甘肃华亭县拟投资3480万修建秦皇祭天第一坛；去年，湖北省十堰市的国家级贫困县竹山县号称投入1500万，塑造了18米高的女娲雕像。

不仅排场大，公祭的档次也越来越高，一些祭祀活动纷纷向“国字号”进军。从2004年开始，黄帝陵祭祀活动改由陕西省政府主办。但今年两会期间，4名陕西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议案，要求将该活动升格为国家级。无独有偶，从去年开始，浙江绍兴祭禹大典也称要“国祭”，形成“北有黄帝陵，南有大禹陵”的格局。

质疑：公祭变成“比面子”、“赛政绩”

“祭祀经济”念歪了经

在大多数公祭活动中，当地政府并不讳言“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”。据介绍，陕西黄帝陵1980年恢复公祭典礼后，规模一年比一年大，祭祖程式一年比一年规范，景区建设一年比一年好，“祭祀经济”已成为当地旅游的金字招牌。2006年，河南新郑举办了“黄帝故里拜祖大典”后，旅游人数、旅游收入和旅游综合效益同比增长50%。

但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为公祭算了一笔经济账，“不少地方都宣称，通过‘公祭搭台，经济唱戏’，共签订多少亿合同，引进多少亿资金。实际大多是自欺欺人，不是将意向性合同说成事实，就是移花接木。”他认为，“这些祭祀地一般都不是中心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，最近更扩大到一些贫困地区，投资者在商言商，岂能不考虑经济效益？要真有利可图，即使不办公祭，照样能招商引资。”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为支撑，很可能的结果就是花了一堆糊涂钱，留下一堆仿古建筑而已。

众多网友也对公祭成风提出质疑。有网友表示，地方政府力争将公祭上级别、上档次，不过是在“比面子”，“赛政绩”。由于文化的“高台”搭得太离谱，经济的“大戏”肯定也没法唱好，还会制造虚假的文化记忆，糟蹋了文化。最终，这些活动往往沦为一次次劳民伤财的竞赛，成为彻头彻尾的“文化形象工程”。一位名叫“严坤”的网友认为，“在我眼中，公祭有个规律：越是贫穷的地方，公祭活动越壮观！以搞活经济为目的的公祭本身就是一个畸形的产物。”还有网友认为，“公祭之风盛行，更多的是出于经济考虑。说是利于经济发展，实是缺少发展的思路。它只不过是形式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缩影罢了。传统文化的弘扬，不是源自几次规模宏大的公祭，而是来自细水长流、日积月累。”

愿景：规范祭祖活动，传承传统文化

公祭不该滥用公共财政

“现阶段‘风起云涌’的公祭活动，已经明显过多、过滥了，这与其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，还不如说是一种透支。”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东辉认为，“当前，我们对需要悉心沉淀的文化投入还远远不够，很多都是表面工程。”

有专家认为，近年来祭祀活动的风行有其现实的原因。由于中国国力日益提高，需要一种庄重、公认的形式来表达国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，但对公祭活动的规模应有控制，对投入产出进行审计，保证财政投入的公开透明。

葛剑雄建议对各类祭祀活动用立法加以规范，“祭祀黄帝应该由民间社团或个人进行，各级政府都不应参与，所需费用应通过自愿捐款募集，不得动用国库。政府官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，不能作为政务活动”。

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表示，祭祖活动确实能够激起民众的认同感、自豪感和使命感，但这种活动应该属于民间行为。政府主持公祭，实际上挤压了民间社会的空间，这并不是传统文化的自发演化秩序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也认为，政府部门应该退出公祭活动，同时，加强对政府财政的监管与舆论监督，严格审批程序，防止对公共财政的滥用。将有限的财力切实用之于民，包括用于令民众切身受益的文化设施建设，满足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渴望。(记者 杨 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