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雷锋帽不是具有特殊含义的符号，而雷锋又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偶像，人们不会对阿朵的行为产生不满，即使她穿得再火辣、再暴露。

　　可见，在公众的内心中，偶像的崇拜重于形体上的穿着，是人们脑海中对雷锋的印象导致了社会的敏感。

　　与阿朵戴雷锋帽遭遇完全不同的是，当法国人纪念雨果时，当地的一些时髦女子总会把雨果的头像印在内衣和内裤上，以为这样的纪念才是一种真诚的表达。而当地也不会对这些女子的“荒唐”行为感到诧异，或许他们觉得纪念本身就是基于内心交流后的感受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纪念偶像，只要她（他）的行为没有触及道德的底线，没有触犯法律。

　　两相对比，就会发现，法国人对雨果的纪念更为随意，而我们对雷锋的表达过于拘谨。此时，我们的纪念是僵硬的，我们可能记得雷锋的伟大，但雷锋的形象却会被束之高阁。

　　一个现实的证明是，如今许多孩子已经不记得雷锋是谁了，如今许多孩子已经学会了解构雷锋，他们会揶揄地说，雷锋之所以喜欢做好事，不过是为了出风头。而那些口口声声说，雷锋是一个道德偶像的成年人们，学雷锋的热情也不那么高涨。否则，现实中怎么会出现那么多令人辛酸的冷漠呢？这无疑是一个讽刺，一方面偶像还似乎被人们所敬畏着，可是另一方面偶像的精神却被人们遗忘了，这种遗忘比戴个所谓的帽子调侃一番更严重。

　　不能说，如此现实跟我们对偶像的崇拜有直接的关系，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，当偶像成为不可触碰的崇拜对象时，偶像也就失去了可感的血肉，人们感到的只是一个远离自己的偶像，人们宁愿在口头上供奉他，也不愿意在现实中做任何的努力。感动来自可感，没有可交流性的偶像何来感动可言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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