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南部新书》载，唐朝的柳浑原名柳载，之所以改了，有两点理由：一个是“为朱泚所逼”。朱泚作乱现在平定了，然而“顷为狂贼点秽，臣实耻称旧名”。再一个理由是，原来的名字里有“戈”，而眼下“时当偃武”。唐德宗时朱泚作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德宗仓皇出逃。当时，朱泚“籍其（浑）名甚，愿以致之，犹疑匿在闾里，乃加宰相”，所以柳浑说原来那个名字“秽”了。朱泚是称了帝的，叫大秦，改元应天，后来又改国号为汉，设置宰相顺理成章。不过，他这种称帝就像南越国赵佗说的“妄窃尊号，聊以自娱”，历史上并没当回事。《南部新书》认为是朱泚封柳载为宰相是在“行反间”，挑拨关系，其实也说不定朱泚真看得上他。柳浑的所谓耻称旧名，有急于划清界限的意味。

　　唐娜虽然入了人家的国籍，改名肯定不是因为耻称旧名，而是为了代表韩国出征今年在广州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，必须要改，人家有人家的规矩吧。何智丽成小山智丽、韦晴光成伟关晴光，也是这个道理。据一位从日本回来的朋友说，中国人入日本籍，如果日本的姓里没有你那个，你就得改，改成他们的姓。在这一点上日本很决绝，没有半点儿文化融合可言。当然，何智丽的改名还有嫁人的因素。

　　人的名字虽然是一个符号，但有时却能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。比如胡长龄就绝对想不到，他的名字为老年乾隆所欣赏：“胡人乃长龄耶？”于是把他从殿试卷子中“拔置第一”，大魁天下。再比如，光绪年间，某科云贵试差，李哲明、刘彭年、张星吉、于齐庆也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录取四人而前五名谁都没进的他们，因为名字里的字能够合成“明年吉庆”而如愿以偿。与之相反，不吉利的名字是另一番后果，同治年间科举，前十名在殿试时，因为王国钧的名字听起来像“亡国君”，慈禧就把他“抑置三甲”。于是，有人试图通过改名取巧，比如咸丰时的孙山麓。乡试老是不中，适值“咸丰纪元，举行恩科”，他就给自己“易名庆咸，以应其瑞”。但这只是他的考试用名，“当闱前访友，犹用旧刺”，名片上没改，结果连他的仆人都不知道。开榜那天，派仆人去看，自己“秉烛以待之”。他觉得自己考得不错，应该没问题，但还是心有惴惴。过一会儿，仆人回来了，“默无一语”，孙庆咸想这下可能又砸了，但还是忍不住问，怎么样啊？“仆仍默无一语”。他又问，谁第一呀？仆人这时说话了，也姓孙，但叫孙庆咸。孙山麓一听，跳起来骂道：“王八蛋，即我也。”这种语式其实等于骂自己是王八蛋，但孙山麓高兴得已经浑然不觉。《清稗类钞》说，曾国藩的原名曾子城，李鸿章的原名李章铜。至于二人为什么改，则没有下文，须待人们考证了。

　　当然，更多的改名并非见风使舵，而是意味深长。唐朝有个员半千，原名叫做员余庆，老师夸他：“五百年一贤，足下当之矣。”结果他当真了，因此改名半千。《旧唐书》里有他短短的传记，看不出其贤体现在哪里，只是武则天感叹了一下：“久闻卿名，谓是古人，不意乃在朝列。”明清之际的金圣叹原名金采，字若采，进入清朝后，改名金人瑞，字圣叹。“人瑞”好理解，老寿星，德高望重：“圣叹”怎么解？他说，《论语》里有两个喟然叹曰，颜渊叹夫子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，伟大而育人有方，不可逾越，是“叹圣”；而夫子叹“吾与点也”，是感叹诸弟子中独曾点的志向与自己一致，是“圣叹”。那么，取“圣叹”为字，应该说寄托了“变天”之后金若采的精神追求。

　　按照传统观点，唐娜改成的是韩国名，音译才是唐汭序，属于“夏变于夷”。孔子说：“吾闻夏变夷者，未闻夏变于夷者。”这是我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文化资本。我们骄傲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，最终都要为中原文明所同化。颠倒过来，国人的情感就不大接受。其实，“夏变于夷”是有过的，战国时的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不就很典型？当然，更多的还是“夏变夷”。像北魏时的孝文帝改革，禁着胡服，禁讲胡话，改鲜卑姓为汉姓，“拓跋”姓了“元”，“步六孤”姓了“陆”，名字听起来就顺耳多了。不过，唐娜改名所以引起风波，主要应该是源于其“现在韩国是我的祖国，我将通过实力竞争来战胜一切”的言论，其丈夫则认为她“绝对没有说过”。风波的焦点就应该在这里。单纯的改名，无论“夏变夷”还是“夏变于夷”，应该都不会引起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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